近來不只一次被人評論我的廣東話口音愈來愈不正宗。可其實人在異鄉,自覺講廣東話的機會不比在香港時少──平時致電回港和家人談天和數之不盡操廣東話的病人,應該我的廣東話懶音會比以前更少,廣東話比廣東省更廣東。可能這只是聽不慣我開始矯枉過正的做法而已;就如同我的字跡一樣,其實一直也在轉,從不能在某一天說我的字跡會有既定的樣式。

差不多同一時間,讀了一篇在學術期刊《Physiotherapy》的文章,談及在澳洲物理治療師對非英語為母語或需要繙譯服務的病人的應對方式,或多或少也反映在其他地區的狀況。

首先,若你有治療外國人的經驗,有沒有一些成見,對於某一個族群對「殘疾(disability)」和痛楚的定義有偏頗的情況,就如澳洲的白人治療師會覺得意大利人會誇大自己當時承受的痛楚,在做手法時會比平常用力一些。在本地又何嘗不是在埋怨孟加拉藉的外勞怎樣也說不出一個比較合理的痛楚指數,問他們由零到十的痛楚指數,竟然一個「十五」給你笑到人仰馬翻。

尤其是在這兒不是常常找到同事/病人家屬作傳譯的臨床環境,不用說我這個華人面對著穆斯林,我面對著一個操福建話或潮州話的病人的治療效果,已經很明顯和可以以華語/英語/廣東話溝通的人有所差別。

而且,我們永遠都不知道究竟我們對不同種族的看法,是成見、是客觀還是另有內情,在醫學世界技術至上,人人追求自己的高超手法和技術的同時,是否需要花點點時間讓病人可以告訴你他們想治療得到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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