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媽媽從爸爸手上拿回電話筒。她一拿上手,覺得燙燙的,問道:「你有甚麼東西可以跟爸爸談這麼久?」

最近陳秉中最新出版報告文學《大逃港》,講述鄧小平開發深圳為經濟特區,是因為在大躍進開始,到文化大革命後十多年時間,廣東省一帶的農民因為饑荒或各種原因出現偷渡潮,更曾經有四次多得政府開槍鎮壓,死了不少人。書甫出版,加上近來《義海豪情》流行關係,蘋果日報在今年12月9日出了一個專題,王迪詩也在她的專欄引述一位前輩的故事。原來,當年每十個香港人就有一個和這些不論成功或失敗的偷渡客是相識甚至有血緣關係。所以化們所以成功偷渡,或多或少是有本地人接濟。

同時,我學生手冊的藉貫的謎底到今天終於揭盅。同學的藉貫在現時的地圖上都可以找得到,但我的「廣東省寶安縣」卻在現今中國地圖上找也找不到,原來當時那兒的壯丁已經逃到十室九空,到經濟特區成立時索性將寶安縣易名為深圳市。說是將歷史補上遮瑕膏,還是原住民已經不在所以連地名都失卻了意義。

談開這個話題,爸爸也開始娓娓道來他登陸的故事。他因為年紀太小錯過了最後一潮偷渡,避過了大屠殺,但全村人都走了,他一「夠秤」便跟著他的爸爸(即我爺爺)的指示從陸路經文錦渡到香港境內。諷刺地用當時共產黨練兵的策略逃到香港,路途遙遠,到了元朗的農地遇上一對老夫婦。同姓三分親,見他身無分文又餓又冷,所以送上茶點。爸爸很記得,是一杯熱牛奶,和一份塗上了牛油的蛋治。他當時19歲,自出娘胎從來都沒有喝過新鮮的牛奶,當時內地只有經過加工的煉奶水(不知當時的產品有沒有三聚氰胺),他也從沒有吃過牛油。正宗大鄉李出城,真的和廖偉雄當年《網中人》鯨吞33個漢堡包的故事沒多大分別。那份滋味,我想到今天他還記得清清楚楚。

至於路途有多艱辛,到了今天他只講得有點輕描淡寫。畢竟「埋了舟」,拿了身份證,多辛苦都覺值得。但亦因為這樣,別的同學有時暑假聖誕可以去外國旅行,我家從沒有這回事。除了當時爸爸要照顧兩家生活外,他不可以拿普通香港人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即BNO),只是拿著一份叫身份證明書(CI)的綠色小本子,出外特別麻煩。他到中國以外地方,到回歸後他可以拿特區護照之前,唯一一次是和媽媽到芭堤雅度蜜月。

和移居西方國家的中國人有點不大一樣。他們到了埗便想盡辦法將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磨掉,儲移民分拿外國護照做二等公民;到 香港的人卻一有錢就回鄉起建屋、設廠。爸爸當然是其中一員,有時給的多得甚至連媽媽到今天仍覺得耿耿於懷。難怪,除了有少少要回鄉秀一下自己的的實力外,他們連在冰河游到對岸激勵自己的仍然是《毛語錄》,可見他們仍然有一個想法,覺得要回饋黨給了他們這麼的一個「命運的機會」。

沒有這些事,恐怕也沒有我。或許遺傳了這麼一點點這樣的基因。不敢說這是回鄉起樓的時侯,只是,逃太郎生出這個逃太孃,就是多了一丁點信心,覺得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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