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位文憑試尖子,7位選了讀港大醫科。他們都對記者說,選港大不選中大,是因為那教學生又愛又恨的「問題為本學習模式(PBL)」

想當年我在澳洲第二學期都是以這個模式學習,每一個主題完成後以口試(oral viva)作為評分準則。頭兩三次都「炒粉」收場,直至教授覺得不對勁,要我上他九樓的辦公室「照肺」

九樓的系主任辦公室十分開揚,有點像黃藥師的教授眼尾都沒瞥我一下,眼前只盯著他新買的「玩具」──如何將iMac和iPad同步資料。良久他才發現我的存在。

「女,你知道為甚麼好像亞洲學生都做不好PBL?」
「因為看的記得不夠多?……因為我們是亞洲人?」
「非也,PBL不是光背書就可以的。」
他說,PBL最重要的是P,即解決問題的方案。小丸子都有唱,問題天天都多,思維方式比死記硬背更重要,況且新資料,自互聯網興起後,新知識每天多得像核爆。隨後,每天我看少了文獻,只是將自己在診所和同學的病人症狀梳理再梳理,直至可以清晰解讀考慮治療方案的因素。

回想在醫管局實習時,經過學生和臨床導師一大輪討論,到最後都只是要緊貼導師要求的治療方案。「Why not?」是穿上學生制服時不準問的問題。

那天後我似乎開了竅,口試都差不多拿滿分。

到上年亞運後,從同事撘同事知道他們對我診症的評價。

「很有創意,可是……太有創意了」

原來在香港用創意解決問題是不對的。我在懷疑,在香港行PBL,到最後都只可以緊貼臨床實務守則,寸步不離。當然不是要離經叛道得要拿病人性命作賭注,但我明白,為甚麼在香港的醫院開工,愈來愈似在工廠黏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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